中国的忠诚一代
译者：虚若邓
作者：MATTHEW FORNEY
原文：China’s Loyal Youth
译文：中国的忠诚一代
很多有同情心的西方人把今日中国比喻成当年趋于衰败的苏联：一个被老式纪律压抑着的政府，对年轻的一代已经失去魅力。这些新一代的年轻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一向得体大方。看似令人愉悦，其实实属幼稚。受过教育的中国年轻人，并没有对他们政府的人权问题感到不满或尴尬，相反，你看到的是一群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坚定支持者。
每个人都很清楚，很多中国少数民族的年轻人非常支持他们政府对西藏起义的镇压。一个在欧洲大学读书的中国朋友把西藏事件形容为“一次现代社会与原始社会的冲击”。她甚至认为对西藏的做法比当年新世界人们对付印第安人的做法更出色。
中国很少人会考虑西藏人民的感受。“中国的年轻人对西藏是没有同情心的，”一个叫邓标的北京人权律师告诉我。邓先生是一个汉族人，他也参与了抵抗藏人起义的活动。他这些天感到很孤独。“很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说：“都相信达赖喇嘛是在分裂中国。”
当今社会这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通常是文化的传播者，所以探究他们的想法尤为重要。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为自己祖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骄傲。他们的这种自豪感和爱国主义让他们奋不顾身地坚定支持他们的祖国，尤其在西藏问题上。
对这种现象最明显的解释自然是教育制度，更准确地说就是一种灌输。教科书深刻描绘了19世纪中国遭受的外国侵略的屈辱史，让人感觉事情就发生在昨天，而六七十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却被略略带过，让人感觉年代久远，逐渐淡忘。而造成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被简单解释为毛主席的“三分错”，便万事大吉。西藏在五十年代末的起义，以及中国政府对其的入侵镇压，统统归因于分裂国家的“达赖集团”，这是一种对西藏的灵魂领袖达赖喇嘛的蔑称。
生活经验大概能让他们拥有别于政府的另一个视角，然而这正是他们缺少的。年轻的城市人拼命努力学习。志愿者工作，体育运动，教堂组织，辩论会，音乐和其他课外活动跟上一所好大学扯不上关系，所以很少人会参加。政府对社会的掌控也意味着非国家组织也少之又少。甚至美国最基本的亲近生活的体验——暑期打工——在中国城市里鲜有学生参加。
现在的中国大学毕业生很是乐观。为什么不呢？在他们的记忆里，经济一直是保持二位数增长的。懂英语的人会有一份好工作。他们父母有房子，他们很快也会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或者还会有车，有手机，有IPod，有假期——一点不难。难怪华盛顿的皮尤研究中心把2005年的中国说成是“领导人最乐观的一年”。
很少中国人感受到了政治压制。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很多人那时年龄尚小，之后也大概没人告诉他们这件事。中国不像警察国家，中国的年轻人度的都是遭受非正义的人都是贫穷的——得不到政府开发商的补偿造成了无家可归，国有工厂污染稻田造成收成不好。
所以受过教育的中国年轻人是最大的政策受益者，这种政策带来了几千年来的鼎盛繁荣与和平。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提高了西藏的收入，确保了西藏的繁荣之后，仍会有动乱发生。失去家园却得不到一个可靠的理解。
当然，中国年轻人的这种民族主义将会渐渐消退。当大学毕业生进入工作岗位，他们会感觉到他们国家的腐败与无能，他们会变得尖锐起来。中国曾有的一种说法是人到四十岁的时候会对他们的政府变得挑衅。西藏危机会证实这个观点。29个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在上个月联名签署了一份政府请愿书，广为流传，急切希望政府能在镇压动乱分子问题上手下留情，这中间没有一个人在30岁以下。
除了中国教育体制和经济上的转变外，在像西藏，达尔富尔这些关键问题上，西方国家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在庞大的中国人群中寻找同盟。如果西藏问题把北京奥运会变成了一场人权主义讨论会的话，要到中国来的西方人看到的恐怕不是中国人对政府的愤怒，而是对他们自己的愤怒了。
关于作者：马修?弗尼，前美国《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正在写一本关于一家人在中国生活的书。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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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断言：当代青少年不如上一代聪明
中国房地产业余震导致银行业吃紧
中国，世界经济的引擎，面临全球经济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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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TTHEW FORNEY
原文：China’s Loyal Youth
译文：中国的忠诚一代
很多有同情心的西方人把今日中国比喻成当年趋于衰败的苏联：一个被老式纪律压抑着的政府，对年轻的一代已经失去魅力。这些新一代的年轻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一向得体大方。看似令人愉悦，其实实属幼稚。受过教育的中国年轻人，并没有对他们政府的人权问题感到不满或尴尬，相反，你看到的是一群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坚定支持者。
每个人都很清楚，很多中国少数民族的年轻人非常支持他们政府对西藏起义的镇压。一个在欧洲大学读书的中国朋友把西藏事件形容为“一次现代社会与原始社会的冲击”。她甚至认为对西藏的做法比当年新世界人们对付印第安人的做法更出色。
中国很少人会考虑西藏人民的感受。“中国的年轻人对西藏是没有同情心的，”一个叫邓标的北京人权律师告诉我。邓先生是一个汉族人，他也参与了抵抗藏人起义的活动。他这些天感到很孤独。“很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说：“都相信达赖喇嘛是在分裂中国。”
当今社会这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通常是文化的传播者，所以探究他们的想法尤为重要。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为自己祖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骄傲。他们的这种自豪感和爱国主义让他们奋不顾身地坚定支持他们的祖国，尤其在西藏问题上。
对这种现象最明显的解释自然是教育制度，更准确地说就是一种灌输。教科书深刻描绘了19世纪中国遭受的外国侵略的屈辱史，让人感觉事情就发生在昨天，而六七十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却被略略带过，让人感觉年代久远，逐渐淡忘。而造成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被简单解释为毛主席的“三分错”，便万事大吉。西藏在五十年代末的起义，以及中国政府对其的入侵镇压，统统归因于分裂国家的“达赖集团”，这是一种对西藏的灵魂领袖达赖喇嘛的蔑称。
生活经验大概能让他们拥有别于政府的另一个视角，然而这正是他们缺少的。年轻的城市人拼命努力学习。志愿者工作，体育运动，教堂组织，辩论会，音乐和其他课外活动跟上一所好大学扯不上关系，所以很少人会参加。政府对社会的掌控也意味着非国家组织也少之又少。甚至美国最基本的亲近生活的体验——暑期打工——在中国城市里鲜有学生参加。
现在的中国大学毕业生很是乐观。为什么不呢？在他们的记忆里，经济一直是保持二位数增长的。懂英语的人会有一份好工作。他们父母有房子，他们很快也会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或者还会有车，有手机，有IPod，有假期——一点不难。难怪华盛顿的皮尤研究中心把2005年的中国说成是“领导人最乐观的一年”。
很少中国人感受到了政治压制。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很多人那时年龄尚小，之后也大概没人告诉他们这件事。中国不像警察国家，中国的年轻人度的都是遭受非正义的人都是贫穷的——得不到政府开发商的补偿造成了无家可归，国有工厂污染稻田造成收成不好。
所以受过教育的中国年轻人是最大的政策受益者，这种政策带来了几千年来的鼎盛繁荣与和平。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提高了西藏的收入，确保了西藏的繁荣之后，仍会有动乱发生。失去家园却得不到一个可靠的理解。
当然，中国年轻人的这种民族主义将会渐渐消退。当大学毕业生进入工作岗位，他们会感觉到他们国家的腐败与无能，他们会变得尖锐起来。中国曾有的一种说法是人到四十岁的时候会对他们的政府变得挑衅。西藏危机会证实这个观点。29个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在上个月联名签署了一份政府请愿书，广为流传，急切希望政府能在镇压动乱分子问题上手下留情，这中间没有一个人在30岁以下。
除了中国教育体制和经济上的转变外，在像西藏，达尔富尔这些关键问题上，西方国家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在庞大的中国人群中寻找同盟。如果西藏问题把北京奥运会变成了一场人权主义讨论会的话，要到中国来的西方人看到的恐怕不是中国人对政府的愤怒，而是对他们自己的愤怒了。
关于作者：马修?弗尼，前美国《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正在写一本关于一家人在中国生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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